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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危机成改革的良机

在国企改革历程中，改革动力是关键问题。改革的时机非常重要，甚至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成败。曾有学者发现从总体上不管是实体部门还是金融部门的改革都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在经济危急或增长严重受阻时更可能出现改革举措。从国企改革的官方文件入手，通过文本分析方法，我们会发现，国企危机成改革的良机。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在1990年前后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1990年之前，无论是按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还是按资产利润率比较，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都表现尚好。但从1990年开始国有企业绩效就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源于民营企业进入了市场并与国企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同时产品大量增加导致过剩，市场由供给主导转向需求主导。彼时，不仅是国企，民营企业的经济绩效也不如之前。如果将历次国企改革的重大文件在不同年份进行标记，会发现大部分重大的国企改革文件都是在90年代发布的。国企改革按照若干重大事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92年召开了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1992年之前可以看作是国企改革的探索期；1998年朱镕基担任总理，启动了国企三年脱困改革，大力推行减员增效和职工下岗等举措，因此1992-1998年可以看作是国企改革的加速期；1998年之后可以看作是国企改革的阵痛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对国企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2008年至今可以看作是国企改革的缓和期。据统计，从1978年到2016年，39年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部委总共发布了276份与国企改革直接相关的中央文件。从密度上看，1992-2008年是国企文件发布最多的时期。在整个1990年代，总共发布了95个中央文件，如果加上2000年，则每年平均发布了10个中央文件。这一事实与前面谈到的90年代国企经济绩效陡然下降的趋势完全吻合。2000年之后，2003年发布的中央文件最多，数量多达22个，这也是1978年以来发布与国企有关的中央文件最多的一年。2004年次之，多达19个。2009年发布的文件数量为18个，排名第三，这都不是偶然现象。2003年成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实质性地推进了国有资产战略性布局调整，并且从当年开始到第二年，大量国企实行了转制，因此这一时期属于国企的深层阵痛期。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企绩效在经历了2003年以来的缓慢增长之后，再次出现明显的下滑，因此2009年中央发布了大量国企文件，推动国企薪酬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以便减轻全球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总之，无论是看重大改革文件的出台时机，还是中央文件的发布频率，都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性现象：越是国企处于困难时期，越是可能发布大量国企改革的文件。换言之，国企的危机往往成为国企改革的良机。

历次国企改革的新名词和关键词

改革的本质是用新的体制机制取代旧的体制机制，因此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过程。改革的动力除了反映在改革文件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改革文件中的“新提法”或新名词上。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政治家或官僚机构可以通过提出一些新名词、新概念、新口号来体现一份文件或一项政策的创新之处。这样做有几方面的好处。第一，新名词在“文山会海”的政治环境下更容易脱颖而出，被人记住，从而快速建立新的形象。第二，新名词代表了新的施政理念，这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领导的权威，同时与过去的权威进行区别。第三，下属往往通过响应或实施新名词背后的政策，来表达对新领导的拥护。在经济学中，信号发射理论（signaling）揭示了类似的原理。就国企改革而言，不同阶段的新名词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国企改革的时代背景、改革困境或者改革举措。梳理1978-2016年所有关于国企改革的中央文件，我们发现“新名词”的出现固然刻上了时代烙印，反映了当时的改革举措，而除此之外，相应举措到底是临时性的，还是具有持续性？经过词频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特征。例如，“国有资产流失”这个名词在之后在国企改革加速期（1993-1998年）被提及6次，但是在改革阵痛期（1999-2008年）和之后的改革缓和期（2009年至今）分别被提及15次和23次。这很可能意味着，在改革加速期国有资产流失尚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之后这个问题被认为更加严重。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国企改革的底线在收紧，制度在完善。不同阶段中央文件中的关键词也十分重要。这些关键词往往具有明确的改革指向和实际措施，这些名词可能在文件中反复出现，出现次数越多，说明这一举措越是重要，或者相关的问题越是严重，或者至少反映了改革的侧重点。从总体比较来看，会发现“国有资产”作为一个关键词，在四个改革阶段都高频率出现。此外，“产权”、“资产”这两个关键词的词频也很高。这说明国企改革的重点一直都是国有资产的管理。关键词“职工”在1999-2008年的改革阵痛期出现次数为761次，“就业”出现的次数为590次，两个关键词在该阶段的出现频率均远远高于其它三个阶段，表明阵痛期的改革重心是安置职工问题。而“考核”一词在改革缓和期出现了375次，但是在其它三个阶段很少出现，则说明2008年之后国资委对国企的考核加强了力度。此外，“改革”一词在四个阶段出现的频率几乎是不断增长的，说明国企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因此如何谋求新的改革方案和思路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从分阶段的关键词频率看，1992年之前国企改革还在摸索阶段，国有资产的盘查是改革的基础工作，那时这些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改革的步伐也相对较慢；1992-1998年是国企改革的加速期，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一个主要标志是，产权改革成为了改革的主要举措，从产权经济学角度讲，产权改革往往是最深层次的改革，也是最剧烈的改革；1999-2008年是国企改革的阵痛期，大量企业兼并破产，大批职工下岗安置；2009年之后改革进入缓和期，此时国企改革本身开始遇到了瓶颈，改革思路和方向有待突破。从一些特殊关键词的频率看，除了新名词、高频关键词可以反映改革方向和动力之外，一些词频未必很高的特殊关键词也能从一个角度反映改革的重点。

寻找国企改革的新动力

经过对1978-2016年276份与国企改革直接相关的中央文件的文本分析，我们会发现，国企经济形势下滑之时，往往是国企改革动力发力之际。从90年代开始，国企绩效明显下滑。与此同时，大部分重大的国企改革文件都是在90年代发布的，平均每年发布10个相关的中央文件，这说明危机有时就是转机。如果国企的危机就是改革的良机，那么这意味着什么？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2003年之后国企绩效明显好转，TFP的增长率快于其它各类所有制企业，并且国企TFP与代表最高效率的外企TFP非常接近。既然国企的经济效益在变好，那么国企更加没有改革的动力。而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虽然表面上看国企的效益很好，国企在“变大变强”，但是这并非代表国企效率接近外企或者民企。实际上，国企的TFP很大程度上与国企的垄断地位和优惠贷款直接相关。国企在电信、电力、石油、化工和金融等领域的垄断地位不是牢不可破的。另一方面，伴随中国资本的边际报酬逐年下降，资金成本越来越高，国企的优惠贷款也是不可持续的。此外，当前国企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在僵尸企业中相对比例最高，这些都是制约国企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甚至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包袱。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只要国企的经济状况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压力，政府就有动力去改革国企。钢铁行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除了经济效益下降是国企改革的动力，竞争也是国企改革的动力。不管是内部竞争还是外部竞争，对于加速要素流动，加强资源重置，改进经济效率都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政府减少针对民营企业的各类隐性或显性的进入壁垒，只要政府规范各类补贴政策和加强竞争政策审查，只要政府坚持对外开放，国企改革的动力就总是存在。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堡垒从内部攻破，而是寄希望于堡垒从外部攻破，真正化压力为改革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