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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由大做强关键是优化产业结构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冲刺的5年,也是石化和化学工业加快转型升级、我国由石化工业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而这一时期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期而遇,国际上的工业发达国家都在抓紧机会抢占技术革命制高点,通过兼并重组转型升级,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在石油和化工领域,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发达经济体凭借科技创新优势,加快推进原料多元化、产品高端化。俄罗斯、中东等传统油气资源出口国家和地区也努力向下游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延伸,这些都对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形成了较大竞争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首先要抓住“做对的事”,其次才是“把对的事情做好”。不可人云亦云、随风逐流、舍本求末。转型升级是个大课题,需要考虑的原则很多,本文不打算一一展开,这里只探讨其中最重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中国化学工业大而不强
首先,中国在2010年左右化学工业销售收入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品生产大国。到2014年中国化学工业的主营收入已经超过第二位的美国和第三位的日本加起来的总和。
但是,“大而不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第一,低端产品过剩,而高端产品需要大量进口。过去一段时期的发展中,行业着重追求产量、产值使得大宗低端化学品产能过剩,而高端化学品需要大量进口,我国炼油化学工业成为最大的贸易逆差行业。有机化学工业中的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和合成纤维“三大合成材料”进口量占总消费量的20%~30%。2014年石油和化工行业消耗外汇达2819.8亿美元。
2016年石化行业贸易逆差为1360.8亿美元,逆差最大的是合成树脂326.8亿美元,有机化学品105.9亿美元,合成纤维单体54.1亿美元,专用化学品24.1亿美元。合成树脂去年进口量超过3182.5万吨,其中聚乙烯就进口994万吨,高端聚烯烃(己烯共聚、辛烯共聚、茂金属聚烯烃等)占主体,国产高端聚烯烃的自给率不足40%。进口聚丙烯管材专用料、电容膜专用料和聚乙烯汽车油箱专用料、燃气管专用料引进量大且进口均价高,这些品种或国内产量较少,或质量未能完全符合用户的要求。
第二、自主开发能力弱,竞争力弱。我们行业平均科研开发投入占主营收入不到1%,“十三五”规划中提出2020年争取达到1.2%的目标。巴斯夫(BASF)科研开发投入占主营收入2.5%;杜邦(DuPont)占5.5%;而科思创占到9.1%。陶氏化学(DOW)曾表示,10年内要有5000种新产品上市;杜邦公司也曾宣称,3年内投产的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27.8%。国内大型上市公司(如中石化、中石油)年报中都查不到开发了多少新产品,而这个项目是所有外国上市大型化工公司年报的重要内容。
第三、劳动生产率低,人均产值不高,盈利能力差。就利润率而言:中石化、中石油大约只有1.1%~1.6%。BASF、DOW都在6%以上,杜邦高达13%。 就国内各行业比较,我国化学工业100元主营收入,成本达87.6元,而全国规模工业平均成本85.6元。
第四、品牌国际影响力低。我国自行生产的化工品名牌罕见,即使是比较有竞争优势的大宗化学品,所用的品牌专利也多为引进,研发的牌号只占少数。以聚烯烃为例,自主开发也以跟进为主,真正原创不多。以笔者调研的两个大型石化企业聚烯烃目前生产状况为例,某石化企业有6套聚乙烯装置、1套聚丙烯装置,现能生产176个牌号的聚烯烃产品,但其中自主开发的牌号只有32个,占18.2%。另一更大更新的某石化企业有2套聚乙烯、3套聚丙烯装置,能生产 367种品牌的聚烯烃产品,基本用的全是外国专利,只有10个是自主开发的,占2.7%。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务紧迫
大而不强的化学工业一方面满足不了国内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低端化学品产能过剩,一些行业装置开工率不到70%,大型化工企业盈利能力差,有的还在亏损。这种情形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亟待转型升级。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又称“长尾经济”)两种模式的基本矛盾。长尾经济指的是生产规模小、但品种多的经济,其优势前提是在同一范围内共享资源、分摊成本。长期以来,规模经济都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而长尾经济处于次要地位。这是因为在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时代,主导的生产力是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取向的蒸汽机革命,尚不存在以协调为取向的信息技术革命,那时过分依赖协调效应的多品种个性化生产是不符合成本原则的。但现在已处于网络化、智能化时代,小规模、个性化、定制化生产就必然到了优势发挥的时代。从利润上看,规模经济数量大但利润低,而长尾经济中每种产品数量小但利润高。这是转型升级的大方向。
具体到炼油和化工行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应该与此大方向一致。按照我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的分类,整个行业产业链大致可以分成五大模块。
第一模块是石油、天然气和化学矿产开采业;第二模块是基础石油化工原料加工业,基础石油化工原料加工业量大面广,例如涉及乙烯、丙烯、苯、甲苯、二甲苯、烧碱、纯碱、硫酸、硝酸、盐酸、电石等等;第三模块是一般石油和化工加工制造业,这是石油和化工深加工的初级阶段,例如聚乙烯、聚丙烯、合成氨、合成树脂、合成纤维、合成橡胶等;第四模块是高端石油和化工制造业。这是石油和化工技术处于行业高端的加工制造业,主要包括化工新能源、新材料、高技术等精细化学品,以及新市场用途的石油化工产品;第五模块是战略性新兴石油和化工产业,这个模块代表着石油和化学工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新技术的领先探索,主要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工程、化学制药、高端新材料、环境工程等等。目前我国的化工产业链结构是:第一模块占34%;第二模块占17.7%;第三模块占46.3%,而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层次的产品我国几乎是空白,仅占2%左右。从总体上看,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的产品技术结构还是低端的、落后的和同质化的,与世界上的石油和化工强国还有较大差距。
近几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石油化工大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产业在上述第四、第五个模块层次上的投入越来越大,抢占未来行业技术制高点的竞争也越演越烈。以美国陶氏化学为例,早在2009年其首席执行官利伟诚就处心积虑地要将公司转向精细化工方向,以188亿美元现金并购罗门哈斯公司(Rohm & Haas,著名精细化工公司),然后将罗门哈斯位于费城的总部改造为高新材料业务板块,估计产值达130亿美元。同时大力整顿研发部门,要求每年要多出新产品,公司员工要年轻化。2014年员工年龄从10年前平均51岁下降到41岁,利伟诚上任的十年内拿出5000个新产品;2016年又将著名硅材料公司道康宁(Dow Corning Corp.)全资兼并。此公司是年利润率达10%的新型材料公司,并入后使2017年陶氏化学第一季度销售额提升14%。2016年利伟诚又开始与另一个200年老化工公司杜邦公司谈判合并事宜,真正实现强强联合。合并后的公司资产市值达到1300亿美元,将整合拆分成三个独立上市的公司,从而实现股东投资人—客户—公司三赢的方案:这三个公司主营业务分别是:农业和食品——农作物保护、种子及农产品加工; 材料科学——功能塑料、油漆、基础建设解决方案;特种化学品——电子化学和信息技术品、工业生物科学、营养和保健。这样一来,两大化工公司已经将业务全盘转型升级到第四和第五产业模块。
我们应当如何来应对这种形势呢?按照工信部发布的《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到2020年第四和第五模块在整个产业链中的比重,将由2%左右提升到6.5%。按这样的转型升级速度,到“十三五”结束我们和真正的化工强国差距岂不会更大了吗?问题出在哪里?在追赶先进水平上,本来我国有“举国体制”的优势,但在化学工业转型升级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看不到这种优势的发挥。在世界大公司排名前五的中石化、中石油仍然抱定自己是“能源化工”公司,并没有转向第四、第五模块的发展规划,他们认为那些小吨位、多品种的化学品乃是民营企业的事。只有中国化工集团策划走捷径,和欧洲最大农药种子公司先正达Syngenta于2016年2月份达成收购协议。这一价值430亿美元的交易已先后得到欧盟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等19家监管机构批准,已于今年6月完成交割。这是重大转型升级的国家行为,可惜凤毛麟角。
在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热潮中,国际化工界正以空前力度,大刀阔斧地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高端化工和战略新兴化工产业冲击。然而我国石油化工产业的主力军仍然抱着存量保值的老规模产业岿然不动,在老炼油厂中大搞智能化、卓越化,以满足国内大宗化工产品的需求为己任。这样下去,经过“十三五”计划,我们与真正的化工强国差距岂不是越来越大了吗?
我们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高潮时期,也是我国由石化工业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化学工业大而不强的弱点,更要认真研究如何利用我们自己的优势、采取切实措施优化产业结构。如果按照目前在这方面的改革力度,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看到国际化工市场出现的分工:最大的化工生产大国中国提供大宗化工原料及薄利多销的初级大宗化学品;而高端特种化学品、精细化学品、按客户需求定制化学品和战略新兴化学品(生命科学、生化制药等)等这些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则主要由美国、德国等国家来提供。这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前景。